5月的法庭上，王琪攥着衣角听完判决——那个趁她出差醉酒熟睡时闯入房间的客户，因强制罪被判缓刑。但比判决书更让她松口气的，是9月收到的那张工伤认定决定书：她因这次侵害患上的创伤后应激障碍，被杭州某区人社局认定为工伤。
出差夜的“闯入者”：从酒店房卡到精神创伤
1月13日的安吉雨夜，王琪和同事陪客户吃完晚饭，被安排住进对方预订的酒店。她没想到，“客户”会变成“闯入者”——当晚11点多，那个男客户以“有东西落在她房间”为由，从酒店前台走了房卡。
“迷迷糊糊中，我感觉有人摸我的胸部。”王琪惊醒时，对方正压在床边。她连鞋都没穿就跳到地上，躲进卫生间锁上门，用发抖的手拨通110。警察赶到时，她裹着被子坐在地上，手机屏亮了一夜——不是在等消息，是不敢关掉灯光。
第二天回到杭州，王琪的“反应慢了几拍”：洗碗时碗摔在地上，她盯着碎片半天没反应；晚上一关灯，眼前就浮现出那个男人的脸，“只能强迫自己熬到天亮”。1月17日，她去浙大一院精神科，门诊病历写着“急性应激反应”；4月底，诊断变成“创伤后应激障碍”——她开始不敢待在熟悉的地方，3月和男友搬家，6月干脆从杭州搬走，“总觉得墙后面有眼睛”。
从“不敢想”到“试着要”：参考全国先例的工伤申请
2月的某天，王琪刷到一条新闻：天津的崔丽丽出差时被老板，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，当地人社局认定了工伤。“我也是出差时受的伤害，为什么不能试试？”她抱着“死马当活马医”的心态，在“浙里办”提交了工伤申请。
让她意外的是，人社局很快回电：“刑事案件还没结，先中止流程，但我们知道有先例，会试着办。”等了三个月，拿到判决书的王琪把复印件寄给人社局，接下来的流程比她想的更严谨——
人社局专门找了精神科专家，鉴定她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是否由这次侵害直接导致；讨论会上，有人提出“之前工伤大多是骨折、擦伤这类身体伤，精神伤怎么认定？”但他们参考了2024年天津的“国内首例职场工伤认定”案例，给出“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，符合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四条第五项规定。”
一张认定书的意义：从“受害者”到“被保护的人”
“拿到工伤认定书那天，我坐在沙发上哭了半小时。”王琪说，不是因为委屈，是终于觉得“自己的伤害被看见了”。
杭州某区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，这是他们第一次处理精神类创伤的工伤认定，“之前更多是骨折、擦伤这类身体伤，但法律没说精神伤不能算——既然有先例，我们就该给劳动者一个说法。”
现在的王琪，正在慢慢重建生活：搬去新城市后，她养了只橘猫，晚上终于能抱着猫睡整觉；偶尔想起那天的事，她会摸着工伤认定书说：“至少法律给了我一个交代。”
对于更多像王琪一样的女性来说，这张认定书不止是一笔工伤保险金——它是一个信号：职场中的精神创伤，不该被“隐形”；劳动者的权益，哪怕是“看不见的伤”，也该被看见。
